【上海夫妇路边摆摊四十年：“靠墙墙要倒，靠树树要歪，啥都靠不到”】凌晨4时左右，吴鹏高夫妻俩准备收摊，清洗厨具、冲洗地面，电瓶车来回几趟运东西，起码要到5点半才能回家。如果是夏天，天都大亮了。回家洗洗理理，该进冰箱的进冰箱，不能用的丢掉，八九点钟才能睡觉。醒来已是下午一两点。吴鹏高上菜场超市，袁桂花在家里收拾，需要网购的东西让孩子帮忙买，馄饨每天现做，肉要每天买。袁桂花先在家里包上10碗馄饨，其余的在摊位现包。根据城管巡逻时间，他们通常晚上10点半以后出摊，一个摊子能卖十几个品种，面条、炒河粉、粗细粉丝、炒饭、馄饨等等，袁桂花掌勺烹饪，吴鹏高打杂擀皮儿。
从1979年算起，吴鹏高在上海摆摊卖馄饨40多年了。从人潮汹涌的黄浦闹市到杨浦区安静的街角，从挑担子到小推车、大轮车，从馄饨发展到炒饭、炒面、炒年糕、粉丝汤等，小馄饨从2毛钱一碗涨到10元，摆夜摊是夫妻俩一辈子的事业。
“我们摆摊子什么人都见过，天天都有新鲜的。”回忆起黄金岁月，夫妻俩高兴地抢着说，“拿着大哥大的老板都来吃我们的馄饨，还有打出租车过来的”，“外国客人都和我们一起拍照，吃我们的馄饨”，那是1990年代到千禧年左右。他们的一些故事分享在网络平台上，客人深夜循着导航找来，周末甚至要排队。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十六铺码头每天的客流熙熙攘攘。“当时是南市区，现在叫黄浦区。就在码头做，日夜都在那摆。哎呦，是有人！那时候做得还有劲，早晚都有人。”吴鹏高回忆，生意兴隆时，夫妻俩一人推一个小车支摊子，只经营大小馄饨。夫妻俩见证了淮海路的高楼从无到有，更重要的是，许多民工也来吃馄饨。摊子越做越大，增加了炒面、砂锅等，再往后换了大轮推车，“那个年代的生意比现在是好做多了”，俩人忙得不亦乐乎。
2016年，市容整顿力度加大，夜馄饨摊也被城管收去了。尽管后来城管把设备还了回来，吴鹏高的馄饨生意还是一度停摆。2018年，他们回到杨浦区，找到现在的路口摆摊，“也不是那么顺利，经常歇。国家有重大的活动，管理紧一点，我们就自觉停几天。这几年管得很厉害，去年、前年都停了几个月没做。”吴鹏高说。
“城管知道哪里有摊子，我们看到他们来，就快点跑了，客人在我们都没办法照顾，推个车就跑，什么凳子桌子都不管了。”袁桂花说，这种事发生过很多次。2022年10月、11月，摊子被收了两次，连电瓶车上的衣服都被没收，城管说要罚款。受疫情封控影响，摊子关了7个月拿不出钱，家里出行还得靠电动车，吴鹏高又新买了一辆。今年3月，城管到家里通知他们不许摆摊，远程监控可以拍得一清二楚，再被发现出摊跑也没用。周边的门面也打听过，价位合适、能做餐饮的寥寥。
其他工作呢？2020年疫情严重时，生意做不成，夫妻俩去社区服务中心登记找工作。有高校招聘保洁，只要60岁以下的，吴鹏高超龄了未能录取，当时的袁桂花58岁“擦边”录用。“我们租房子2200（元），我去上班也就2470块钱，怎么能维持生活。”袁桂花说，摆摊放宽后，她一边做保洁一边帮衬家里生意，每晚在摊子待到凌晨2点，早上6点去上班，下午4点多下班，做几个月实在吃不消。后来要服侍媳妇坐月子，她索性把保洁工作辞了。现在连做保洁都超龄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吴鹏高一家人下乡到安徽，户口全部迁出，至今没能落回上海，这也意味着无法享受上海的相关待遇。 “去年几乎一年不能做生意，本来就没有积蓄，儿子生病，还要租房子，负债6万多。亲戚都资助了，三五百、一两千。”袁桂花说。
不能出摊，夫妻俩也睡不着。每晚去老位置看看，城管的车就停在那儿，有时也在周边兜圈；又去其他地方看看能不能摆摊，有没有合适的门面。“（我们）做点小生意就这么混混，也没有自己的家，今天搬到东，明天搬到西，自己的生活用品搬着跑，什么都没有。到现在快40年了，就这么度过的。我们什么都自食其力，靠墙墙要倒，靠树树要歪，啥都靠不到。” 袁桂花仍抱有期待，如果在现在的位置违规，政府能不能指定一个合法的地方让他们摆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原文>> https://3g.k.sohu.com/t/n696359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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