卒于2049 @xiamen@fedibird.com

土地奶嫁给老天爷
——纪念我的高考43周年
（24）

回首昨天走过的路，人总会有一点迟来的成熟。自负的人需要谦逊矜持，自卑的人需要自尊自信。但是，性格即命运。自负，曾经是多少人的致命缺陷。而父母给了我带着自卑和优柔寡断性格的身体。特定的家庭与社会环境，又强化了我的自卑，包括过于爱面子或近似虚荣，以及优柔寡断的特质。尤其是自卑和虚荣，最终成为吞噬我心灵的毒蛇。
面对此生相识者，人首先需要的是理性。我的人生没有仇恨。或者说，我没有私敌。我不仅对于当年以母亲为代表的至亲十分理解，对于得以短暂旁听的高考复习班的老师同样感恩及时探望，而且对于各色各样的乡邻，也都一视同仁地和蔼恭敬。包括当年给我家过不去的人，后来找我帮忙时，我都热心相助。
就在我写作本文之际，回家乡到邻村为远房亲戚帮忙，一位熟识的老者看到我后，还在发出感慨:“嗯，长辈人好，下辈人也好啊！”
对于此生此家，我聊以自慰。
我既非进入了禅境，亦非环境造就了十足奴性。根本在于，我理解人性。因为，我知道，当年我若根红苗正，也无法保证不发生某些行为。
那是社会。

（文中使用了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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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我的高考43周年
（23）

只是，父亲一生留下的另一个遗憾，让我至今想起来就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1982年春，家里的生产队才分田到户，即解散原来大呼隆的生产队，实行集体土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年——实际是仅仅在分田到户的第一年，几乎各家各户的小麦产量，与原来的生产队相比，至少翻了一番，人们都破天荒首年度吃上了白膜。可就在分地那年夏天，父亲身体发现了严重的食道癌，第二年夏便离世。年仅58岁的父亲，离世前曾感叹道：“唉！我这个人真是太没福分，一辈子头一年能（长年）吃上好馍，我就一口也吃不下去了”。
几年后，妹妹也上了大专。我的内心得到一丝欣慰。
显然，对于个人及家庭的命运，我只是进行了乌龟爬行式的笨笨抗争。与古今中外那些原来处境比我更差、但比我取得成功更大的人相比，我的作为何足挂齿。而且，我通过高考走出家门之后，所干事业也泛泛一般。无论是原来在中小学教学岗位上，还是后来在县内党政科级干部岗位上，我干得都不算成功。说工作干得不怎么成功，并非是我主观不努力，或者对党对国对民不忠。我走过的单位，一般都多次评我为先进，还受到过县政府的记功奖励。我只是认为，自已太不是官场的料，串个官皮是走错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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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几天后，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步入了考场。
高考预选通知下来了，我被预选要参加体检了。这消息很快就传遍了附近几个村庄。在乡邻们看来，就是我考上大学了。
“咱村老云考上大学了！”许多人口口相传。
“就是李泰那个放羊的二球娃？”邻村有人惊诧。
“是呀！”
“咦，真想不到。”人们议论着。
高考恢复后的前几个年头，大中专（中师）是通过高考一次性招录的。其实，我后来只是被录取到中等师范而已。不过，档次虽低，考试竞争也挺激烈。据说，这年的高考录取率是6%。不过，我所上的那个高考复习班，居然命中28人，一时闻名遐迩。
这一年，若将个人挣的工分单独核算，我还会是个余粮户。
在众乡亲看来，像我这样的人，能够吃上商品粮，有个正式工作，就已经是撞上超级大运，土地奶嫁给老天爷—— 一步登天了。也是由此原因吧，在我被预选体检身体后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日子里，父亲激动和盼望的心情可以想见。他曾在别人面前说：“俺云要是考上学，我请台戏唱三天”。
后来，我家的戏当然没唱。显然，即使父母请戏唱，我也绝对不叫。因为，虽然别人认为我已成为了老天奶，但我知道自己所考学校的垫底层次，绝对不好意思，没那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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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我在托人给学校打招呼之后，又托人在那个村子里找一个人家，自己做饭和住宿
我自初中毕业后，似乎就没有怎么写过字。那天，我在村代销点买了一支便宜钢笔，收拾好一副小担子：一头是煤油炉子等炊具餐具，一头是几个黑窝头、几斤玉米糁、几斤干面条和席片、薄被褥。天色早我怕别人看见，特意等到天黑时才起身。
入班时，有的同学投以好奇的目光，唧喳着说：“这家伙土儿巴唧的，真有意思。咱在这儿拼快一年了，还不知啥样，这会儿来有啥用？”
我本来就一直处于自信与自卑的心灵撕裂状态中，真想折回。在一个早去些日子复习的熟人的劝说下，才安下心来。
第三天晚上，老师测验历史。后来公布了分数，我得70多分，占个中上游。这让有些同学又唧喳了：“嗯，这货还中哩！”
又过几天，开始高考报名。担任历史、地理、政治三门课程教学的班主任老师问我，是回本县报名还是在这里报名。我说在这儿陌生，想回去跟乡邻熟人们一起参加考试。老师生气了：“那这里就没你的事了！”
从第二天开始，老师点名时就不点我的名了，不停地发资料也不再有我的份。好在他没有进一步拉下脸赶我走，我由此得以同样听到辅导并借阅同学们的学习资料。
高考前几天复习班散伙时，是连阴雨天。我还是怕见人，天色早时不走，等天黑后才挑着担子，光脚淋雨趟泥水回到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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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村头一个黑五类族叔家人口少，烂草房又宽敞一些，我就长期晚上在他家一个边角单间住宿，便于利用空闲时间专心学习。
我本来智商就不高，加上身体不强壮、精力差，又加上多年的神经衰弱折磨，记忆力很不好，学习效果很差。只是，我肯于下功夫。为了让知识内容在脑子里多重复，同遗忘作斗争，我把学习资料压缩写成提纲式卡片，一遍又一遍看提纲各层次标题，回忆其较为详细的内容。回忆不起来时，再看详细资料。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一个先把书由厚读到薄，再由薄读到厚的熟练掌握过程。
农民们冬天大都戴御寒布帽，夏天戴遮阳草帽。集体劳动每晌中间，都要休息一阵子，叫做歇晌。每当歇晌时，我都一个人到一旁躺在沟边或靠在树上，假装胡乱看帽子，实际是把帽子摘下来看藏在帽内的纸片，回忆其提纲内容。这样，别人不会发现我是在见缝扎针学习。
一直到临高考一个多月时，经过内心无数次的自我斗争反复，我才下决心出去专业复习一段时间。
我通过关系，联系到十五六里外邻县村上的一个高考复习班。那本是一个大队戴帽初中办的复习班，三间教室里是原小学班用的一尺多高的泥巴桌。但那里的老师很勤奋，不停地总结归纳，并亲手刻蜡板，印发各种学习资料。近百名学生，雨天挤在屋里听辅导，晴天到学校旁杨树林子里听辅导、自由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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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我的高考43周年
（19）

然而，一颗萌动的心还是无法平静下来。一直到报名截止那天，我才步行30里路来到县城。到县教育局一问，人家说已经截止。我只得怅然而归。
此后，我便羞羞答答地从参加高考复习班的个别同乡熟人那里，借一些资料，劳动之余进行学习。
1978年，我在没有进行一天专业复习的情况下，报名参加了高考。虽然差距不小，但在全大队9人参加考试的人中，我的分数占第二，其他8人当然都是高中毕业生。
我本应该鼓足勇气充满信心地进高考复习班专业复习一年，那样几乎是有把握取胜的。甚至，还能够上个像样大学呢。此时，家里也已会支持我这样做。但是，我还是太自卑了，仍然没有勇气，无非还是怕人笑话不自量力。
怕处有鬼，痒处有虱。这不，听说我曾参加了高考，同族有个大我几岁的年轻人，看见我就叫：“咦，大学生过来啦！”
我太害臊了，真的无地自容。
不过，我还是要学。我继续借复习资料。每次少借人家一点，看后还了再轮换，免得耽误人家使用。
1979年，是我在生产队当一级劳动力的第四个年头。不管是饭前饭后工余时间或下雨天，还是每晚睡觉前，都是我的学习时间。就连一天两晌的出工干活儿中间，我也尽可能地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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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即使对于那些确实做过恶的人，也要论及时代背景，以及他们对新政权的归服态度，区分情节落实早年那些给出路的政策，何况是我们这些做子女的人呢？我们多么渴望能够得到一种公正待遇啊！
至于那首毛主席语录歌，对我人生的积极意义同样很大。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后来才听说，这几句话最早出自主席的某位秘书笔下，被老人家欣赏引用。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这些话多好啊！我不正是青春年少吗？我的明天应该同样是充满希望的。我要向前看，积极进取。所以，每当唱起这首歌，我就在精神愉悦的同时，获得一份生活起来的勇气和力量。
时光荏苒。1977年，高考恢复了。并且，听人说，报考不再论出身。本大队几个村庄的年轻人，有许多都去报了名。人家当然都是高中毕业生。我虽没有登过高中门，心里也痒痒的，总是有意无意地向他们打听消息。和我同族同龄的邻居侄子也劝我报名。我说：“我咋会行呢。”
“谁行呀，行不行试试嘛！”侄子说。
我何尝不想试试呢？之所以心口不一，就是因为太自卑了。说到底，是人生的一种虚荣，生怕考不上再受更多人耻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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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我唱这首歌，有利于激发和强化自己对当代中国革命的认同感，坚定共产主义信念，避免产生错误思想带来不幸。
与此同时，我也更容易联想到从小耳闻目睹到的社会历史点滴事件。
在一个极为落后的农业国，农村人口无不视土地为命根子。我家乡就曾发生过一桩典型事例。
那是河南也发生灾荒的1942年，一家子人的饥饿正在危及生命。家庭多数成员都同意把新近几年才置买的七八亩薄地卖掉一半而暂时救命。但作为最当家的大儿子无论如何也不允许。已十六七岁的侄子对叔父的做法极为愤恨。他偷偷与十几里外的一个杀手约定:只要将其叔父暗杀，日后付给酬金。暗杀立即予以实施。然而，毕竟太嫩，其阴谋迅即被邻人暗暗识破。村上几个头面人物商定：埋人时，将本家族这个十恶不赦的不肖子孙推入墓坑活埋，使之为其叔父殉葬。
火侯到了，就在人们互使眼色下手的瞬间，一位老者发话了:“唉！算了吧，饶他个小命吧！”
于是，这个孽子才得以活了下来。
伴随着这一思想历程，我也很自然地被触发出内心的一种呼唤：伟大的党啊！昔日的中国，也确有恶霸式地主。但像我父辈这些人，的确没有做过什么恶呀！包括有些人剥削之类的罪过，根源在于当时的统治者或允许土地买卖和雇工存在等社会制度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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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另一位曾给我家扛过长工的王伯的儿子，和我是同班同学。他家恰好在我去上学的路旁。王伯每次看到我，都热情地打招呼。他曾向我说:“哎，你家人老几辈子都是好人。在你家那几年，老老少少对我都很好。你家老少只有逢年过节和收麦季节吃馍掺一点点好面，但常年给我蒸花卷馍吃。”
父亲学得泥瓦匠手艺后，除了参加其它集体劳动，谁家用得着时就积极帮忙，确实没有恶意得罪过任何人。但他毕竟是个属于阶级敌人的富农分子。
人常说，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是无法选择的。不管如何，来到这个家庭，我也只有“既来之，则安之”了。
诗歌或音乐的力量是无可估量的。
像我这样的年龄，艺术方面，会唱的都是一些革命歌曲和革命样板戏片段句子。无论是当猪倌还是羊倌，赶着猪群羊群在沟渠河边时，我最爱唱的两支歌子，就是《国际歌》和《世界是你们的》这支毛主席语录歌。
我爱唱那首雄浑悲壮的国际歌，并非是想借题发挥表达对社会的不满。原因则是，客观上，它曲调深沉，与我的性格吻合，有利于通过其旋律抒情娱乐。主观上，对于我而言，也确有一种特殊的政治意义。这就是：通过党的教育，以及对其编写的革命史的学习，我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我认识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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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于是，这两家合谋，收买怂恿那位曾经的长工，让他告发说，我家把树栽到他那一小块地皮上了，属于地主阶级反攻倒算。这在当时是一桩严重的阶级斗争事件。
一连几个月，父亲一再被批斗。连县革委主任，也在县里大会上点名通报这一阶级敌人反攻倒算事件。告发者们志在把父亲整到监狱里去。哥哥曾在生产队的会上向队长下跪哭诉，发誓说我家没有占长工一寸土地,但也无济于事。
哥哥一再向公社驻大队工作组领导反映，说当年村里参与土改分东西的五六位老贫农或农会干部都健在，他们都还能记得起具体情况，请求大队组织他们亲自到现场丈量。后来，终于这样办了。丈量的结果是，我家没有多占一点土地。此案才就此了结。
与他人发生某些矛盾，并不见得属于我家阶级本质的坏。
当年，爷爷在其堂兄弟中排行第五，在乡邻中的绰号是“老五啃”，意即过分节俭的人。他经多年努力，买了十几亩地。但1941年，他得急病去世。此时，父亲是老大才14岁，下面还有叔叔和姑姑。小脚奶奶只得请长工帮助种地。由此，土改时我家被划为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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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原因是我后来听说的。不见大儿子回来吃饭，伙伴父亲问家人是去干啥了。家里别的孩子说，跟着老云游斗去了。老人家一听就火了：“他妈的，这是哪门子事，老云是地主子弟，咋游的事咱管不了，也叫咱跟着游？坚决不去！”
隔了一天，大队决定在北面村庄召开全大队千人群众大会。有人通知我和父亲到会。并且，让我背上30斤小麦。这分明是罚我家出30斤小麦。我把家中瓦缸里的小麦弄净，称了称才20来斤，就到叔父家添够了30斤。
大会最后一项议程，就是批斗我们父子二人。我们同时站在会场上，然后有领导讲，说我父亲作为富农分子如何坏、作为阶级敌人如何进行反攻倒算，以及坏东西生坏娃放羊吃青等。
关于反攻倒算问题，有其因由。
土改时，地主要被扫地出门，富农要被分出一部分东西。1949年前，曾经给我家扛过长工的另一位老贫农，分了我家的一间房子。后来，他把房子扒掉回了附近老家，留下与我家房子相邻的一小片空地。
在我放羊的第二年初，我家因盖房与邻居发生矛盾，招致对方记恨。
还有一件事情是，父亲是个泥瓦匠，会盖房子。此前，本生产队一位任副队长的同族侄子，说让父亲给他舅家盖房子。但父亲说，前些天已有人联系盖房子事。承诺人家了，只好完工后再过去。这也导致这位领导的记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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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第二天早上，我来到大队部。伙伴也来了，显然是也有人通知了他。
两个穿着草绳的纸版牌子已经做好。他脖子里挂的那个上面用毛笔写着：“放羊吃青。”我的是“地主子弟放羊吃青。”
治保主任押着我俩，先到东北方向的村子。这时，该村西队的社员们已早上干活儿收工往家走着。
“喂，队长，马上召集饭时群众会！”治保主任吩咐道。
队长把钟咣咣一敲，不一会儿，全队男女老少端着饭碗聚拢而来。会议开始了，领导作简单说明之后，就轮到我俩站在会场里作检讨了。
“我叫李云，地主子弟，放羊吃青，破坏集体青苗，罪大恶极。我做深刻检讨，大家都不要向我学习。我老老实实接受批判和惩罚。”
我害怕、羞愧极了，把头耷拉得很低很低，不敢看众人一眼。此刻，如果能钻到地裂缝里，早就钻进去了。
“嗯，早就听说李泰有个傻蛋娃。你是啥成份，还敢放羊吃青？自己不怕丢人，也不怕给爹妈找人丢？真是个二球货！”我听到不少人在嘻笑，还有人发出一针见血的感慨和评论。
西队检讨后，又分别到南队、东队。如此这般。然后，又向南走两里多路，到了另一个村子的两个生产队，分别作了检讨。
全大队共有6个自然村、15个生产队，任务还不小。
“回家吃饭吧，吃罢饭接着游！”治保主任说。
但是，那天上午并没有接着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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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哪俩娃？”
“李京的娃和李泰的娃。”
“李泰的娃？地主崽子，坏东西，去给他弄来！”
“嗯，其实李京的娃给我犟，李泰的娃没吭气。”
“没吭气也不行。我们正在抓阶级斗争新动向，弄过来抓他个典型。”大队支书作出强调。
于是，立即有人去叫我。我哪敢不去呢？
“叫来了。咋办？”
“捆起来，敲锣打鼓连夜游斗！”有领导向汇报的人发出指令。
通讯员找来了草绳。我立即老老实实地跪在屋檐下，让他捆绑。
通讯员大我一岁，我们是同族，也是小学初中时的同班同学。我感觉到他把我捆得比较松。显然，他不好意思捆那么紧。我立即用胳膊肘碰了他一下，小声说：“你把我捆紧点。要不，过会儿人家发现了，对你不好，会认为在包庇我。”
他就又把绳子紧了一些。
“宣传队的铜器（锣鼓）放哪儿了？咋会没找到呢。”有人说。
“找不到铜器，洗脸盆也行呀！”我也没听清楚是谁这样说。
只是，最终也没去找洗脸盆代替。
接着，由大队治保主任押着我出发，实施连夜游斗。
说说话话，已是晚上八九点钟。先到北邻村。
月光皎洁。只见村上一群小孩子在大路旁作游戏玩耍。
治保主任楞了一会儿说：“唉，晚了，算了，今晚不游了，明早上你到大队部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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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两年的羊倌经历，确实让我经受着人生多方面的洗礼。
羊这种动物，越是中午、越是天色晚，它吃草越香、越来劲。所以，放羊的都是晚出晚归。还有，从上年冬到次年春的几个月里，羊若光吃干草，不穿插吃点青东西，到春天会死掉许多。那时的田地是集体的，羊群也算是集体的，所以羊倌们免不了隔三叉五偷着让羊吃点麦苗。春节前后的麦苗如果长得旺盛，不怕羊吃，有的还特意让牲口吃，因为长窜了反而不好。但那时集体的麦苗大都长得较差，羊啃了之后会影响后来的长势。羊倌“放麦”，不是一件光彩事情。
一天，天已黑下来，我和伙伴赶羊群正在大路上往家走着。恰好，碰上在邻村居住的一位大队干部，来设在我村的大队部开会。
“这俩放羊娃，这么晚才回，又偷放麦了吧！”他怀疑地说。
在大路上走着说放麦了，就是说杀人了，我也不敢反驳。但比我小一岁的伙伴，是老贫农出身，他不吃这一壶，立即高声反驳道：“我们赶羊在大路上走着，你咋见得放麦了？”
“你们这么晚才回来，就是放麦了。要不，现在铡羊验货！”干部怒斥道。
“那你就铡去！”伙伴继续顶撞。
干部到大队，开会的人快到齐了，其中包括公社工作组领导。
“他妈的，弄一肚子气。”干部进屋后愤愤地说。
“咋啦？”有人问。
“这庄中队的俩放羊娃嘛，我说他们放麦了，给我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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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好在，家人们之后没有强行阻止妹妹上学。
可是，几个月后，她因与一个同学发生矛盾，说啥也不去上学了。问与谁发生的啥矛盾，她也不说。我当然着急。第二天，我找到邻居那俩小女孩，让她们喊她去上学，并且让说是老师叫她们喊她的。这样，她就又去上学了，让我松了一口气。
第二年，妹妹又因与同学发生矛盾不去上学了。我背后好言相劝两三天也没用。
第四天，生产队分碎柴禾，每家一堆。我拿着一个烂包单和箩头，叫她：“走，上场里给我拿柴禾去！”
到场里装柴禾时，我让她打帮手，并故意找茬。一会儿，我把鞋脱下来，往她屁股上狠抽一顿，怒吼道：“不知好歹，让你上学你不上学。从明天开始，你每晌给我拾一箩头柴禾。不然的话，我天天揍你！”
然后，我故伎重演，又托那两个女孩去叫她上学，并且让再次谎称是老师让叫她的。她终于又去学校了。并且，后来没再发生不上学的事情。
后来，年龄大一些时，我曾向妹妹谈起她当时闹不上学的事。她说：“你不知道，咱村上老王家那妮，本不和我同班，但她几次在上学路上对我找茬耍威风，骂我‘地主妮子’，并把我按倒在地骑到身上打我”。
原来如此。我并不知道这些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