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奶嫁给老天爷
——纪念我的高考43周年
（7）

小时候，多次听村上壮年人讲到，家乡南方的湖北省是鱼米之乡，五六十年代生活紧张时，有些人逃到那里很容易找活儿干、挣饭吃。性格孤僻的我，居然幼稚地突发奇想：我可不可以“下湖北”？如果外地有人愿意收留我当儿子，并且支持我上学，我就给人家当儿子，反正我家姊妹们也多。
可是，那年头，出门不持证明信则寸步难行，讨饭也可能被当作给社会主义抹黑的流窜犯抓获归案。
一场人生大戏在我可笑的大脑中酝酿着。
常言说，贼不打三年自成招。私刻公章是会坐牢的，但我要秘密进行。我听说核桃木可以刻章，便找来一小块，又磨制一个小刀，试着刻制了一枚“××人民公社××村革命委员会”的公章。刻好之后，我端详着，觉得也挺象。但再仔细看，却也发现有些破绽。心想，能不用还是尽量不用它。否则，一旦被人家识破，麻烦可就大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的精神和体质都感到更差一些。一连几个早晨，我没有参加劳动，而是背着粪箩头到离村较远的河湾里转悠，表面是拾粪，实则是散心。可能有人发现作了举报，在晚上召开的群众会上，队长高声讲：“有个地主子弟，三级劳力，重活不干，背着粪箩头到河坝里边逛新城。”
又过了一段时间，经过内心千百次的犹豫、反复，我决定离家出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