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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件事讓我想起喜歡的歷史教授說過很多次的一個小故事。數年前他在中國做田野後準備回台,飛機delay多出來的時間允許他走進電影院,觀察被指派觀看《建黨偉業》的少年,這些少年少女看見領導人愛情被偶像劇化後的哄堂大笑,讓他對中國的未來產生了信心。我當時不理解這個無關痛癢的小故事為何打動人心,最近倒是好像有點理解了。
那封來自香港歌迷的分手信,每讀到中段便忍不住流淚。在結尾,一如近日很多台灣歌迷的心願,勸主唱回心轉意,因你是拯救不了世界的,不如回身和愛你的、你的家鄉的人們待在一起,幫助他們,不要再進一步傷害他們了。我理解每字每句背後的哀慟。但其實我好懷疑,好懷疑如果他們真的退出,真的能讓結果變得更好嗎。跳脫出文章的情感架構單純討論現實的可行性,我好像真的覺得現在才是更好的作法,只是我們需要找出一種可以將就著過下去的方式。
除了有無那種生活經驗(或者,戰爭經驗)的差異,讓我尚能幸運地將政權與民眾有條件地分開,我想我會得到不同的結論,是因為我還是很相信個體的改變這件事⋯或者說我相信在歷史之眼下,所有最終的結果其實都只是某種個體帶來的偶然,即便前後有多少趨勢和跡象。什麼都沒有也就是什麼都有希望,至少現在只有二十代後半的我還是會相信絕望和希望相同。但或許再過十年的我就會和這些希望他回頭是岸的歌迷一樣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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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我在運動現場也只是個只會走走逛逛的i人(?),某天脆上用哈利波特四學院概括社運現場作為,對我就是「你好請問這個能借我拍一下嗎」的鷹院⋯
傷心的時候我終於肯評價樂團選擇的立場就只是一種維持現狀(再生氣一點可能就會變成罵根本綏靖了w),但我其實也知道這樣的立場在不好看的層面上能抓住包括我在內的多數人,是因為它很準確地對應了身分政治自帶的模糊,捕捉了每個人在徹底打破碗以前的每個階段。
運動現場我總是很無聊觀察什麼樣的人會做什麼行動,什麼樣的人認可哪些標語,哪些訴求是最大公約數。帶著不同身分來的人又怎麼把自己的脈絡和訴求融進整場運動,順帶猜測他們可能帶著哪些理念離開,繼續過自己的日子。而偏偏,在我解讀裡,樂團這些年的理念,其實很接近大家對社會運動的理解。你帶著某種異質性來到這裡,帶著你聽到的看到的感受到的離去,回到你的生活中去,台上的人在說什麼他們相信的但也不強迫你認同,雖然在台上但他們也不高於你(實際上可能也是另一回事但),你來去自由,想和不想也都自由,如果真的要說有哪一點不自由,也只是台上的人希望你想一想自己,想一想自己的生活,帶著他們給你的東西去往你想努力的場域,在他們走不到的地方代替他們往前走。
噢然後我又開始想歷史上我所知的這種描繪美麗理想-打動人心-結果大爆炸的例子難道還不夠多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