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刚在看桑德尔的《精英的傲慢》一书，书里面谈到他2012年在厦门的一次演讲，问学生可不可以为了iphone手机出卖自己的肾。

他写道，“大厅后面的一位学生提出：有钱人赚了钱，就是有功劳，所以应该活得更久。我被这种厚颜无耻的优绩至上思维吓了一跳。...说出这句话的中国学生可能并没有沉浸在清教徒或天命论的传统中，但他和他的同学们是在中国转向市场社会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

桑德尔此处大概犯了个错误，“人有卑贱，成功者有权超脱世俗道德”不需要是市场经济才能培育出来，也会是身份社会与千年社会达尔文主义传统的自然结晶。

我至今还记得桑德尔到中国来第一站大概是复旦，当时他抛出电车难题，满心预期中国的学生会给出一个集体主义的回答（牺牲一个救五个），但是几乎是一边倒的“电车朝前开，压死那五个”还是明显让他哽了一下。

他也许在讲电车难题的时候，预设了一个个人主义vs.集体主义的对立，天下不归杨就归墨，他大概没有想到有一大群人首先考虑的不是道德责任，而是“这就是命”——他们在那里，活该被压死。